回国后，容闳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曾经多次试图寻找派遣幼童到美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渠道，结果都失败了。1860年容闳与几名传教士秘密访问太平天国，一方面考察，一方面是想通过太平天国来实现他的留学教育计划。当时南京的天王洪秀全正与曾国藩的湘军激烈撕杀搏斗，根本无暇顾及容闳写给太平天国的上书建议。却慷慨地给容闳封了个“义王”，容闳看出洪天王难成气候，辞谢了王位。
曾国藩
1861年容闳通过一个朋友，给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写了封引荐信，经过赵烈文的介绍，1862年夏天，容闳来到安庆大营第一次拜见曾国藩。曾国藩出于洋务事业的需要，很快安排接见容闳。当时曾国藩已经接任两江总督，节制东南四省的政治军事，成为清朝东南半壁江山的支柱，帐下的幕僚包括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经济精英，可谓人才济济。像数学家李善兰、华衡芳、张文虎，化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皆聚集在曾国藩帐下，这些人与容闳都是一个圈子里的朋友。
到1863年容闳又两次谒见曾国藩，曾国藩通过考察了解，确信容闳是一位诚实君子，且精通洋务，这才授予他重任，一次就交给他六万八千两银子，购买“制器之器”。容闳很快带着六万八千两银子奔赴美国，一年多后，容闳从美国采购回来了中国第一批现代化机器，车床、刨床、钻床等“制器之器”。
曾国藩马上给容闳请功，向朝廷上折，任命容闳为五品候补同知，相当于现在的副地级，并命容闳协助时任上海道台的丁日昌组建江南制造局。容闳与丁日昌在共同的洋务事业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时，容闳于1868年通过丁日昌给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上书《条陈四则》，其中第二条即为“政府宜选派聪颖幼童，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
文祥当时是总理衙门仅在恭亲王之下的权臣，也非常支持洋务事业，但恰恰这一年文祥丧母丁忧回籍，《条陈四则》石沉大海，容闳仍不气馁，终于在1870年与丁日昌赴天津协助处理教案时，他又拿出了更详细的挑选幼童留学西洋的章程，由丁日昌转呈给曾国藩。到了这时，曾国藩终于下决心实施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给朝廷上了著名的《挑选聪颖幼童留学泰西折》。
容闳夫妻之墓
120名幼童留学美国的时代背景
前边已经说过，挑选120幼童留学美国，时间是1872年8月。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是30多年了，距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是10多年了，距太平天国暴力革命失败已经8年了，清朝的中外战争都已经结束了。两次鸦片战争带来的结果，以英法俄美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公使馆堂而皇之地进驻北京，西方的各种商品，包括坚船利炮、机器制造、甚至铁路电报通过通商口岸，已传到中国；西方的宗教、科技文化书籍，新闻报刊在上海、广东等东南沿海大量刊印发行，西方列强在中国取得的权益暂时得到满足，中外关系处于相对平静时期。洋务派开创的近代化企业，江南机器制造局、天津枪炮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规模都在逐渐扩大。这一年，国内则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同治帝完婚亲政，两宫皇太后要撤帘归政，二是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了，三就是挑选幼童肄业西洋。
奕訢
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在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的支持下，直到1871年上半年，经慈禧太后拍板，朝廷终于下旨同意挑选120聪颖幼童留学西洋。并下谕旨任命四品刑部主事陈兰彬为留洋委员，五品候补同知容闳为副委员。为什么任命陈兰彬为正委员？而实际倡议者、组织者、实施者容闳只是副委员呢？离开天津之前丁日昌给容闳解释说：“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对力，或竟事败而垂成，固欲利用陈兰彬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
我们姑且相信丁日昌的解释，其实从容闳的出身来看，他始终处于清王朝政治、文化中心的边缘，所以，肄业局一共任命了五任委员，清政府始终不让容闳担任正职，五任肄业局委员，除了最后一任容增祥外，其他几任，均是翰林出身，而陈兰彬后来虽然调离肄业局，出任驻美国公使，但实际上是他一直代理清政府监管肄业局，这就决定了肄业局的悲剧命运，不得不中途提前撤局回国，回头还要详细解释提前撤局的原因。
清政府对派遣幼童的决策与管理
1871年下半年，慈禧太后批准曾国藩、李鸿章的幼童留洋折，并由总理衙门总管，两江总督曾国藩主管。晚清一代，曾国藩的行政办事效率是比较高的，朝廷圣谕一下，曾国藩立即组成了两个班子，其一为：“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事宜关防[沪局]”，由曾国藩的文案兼幕僚刘翰清为委员，驻扎在上海，负责招收、培训、选拔出洋幼童，实际就是出国前的培训学校，其二为“奏派选带幼童驻洋肄业局事宜关防”，委员陈兰彬，副委员容闳，并委任了随行的中文教习和翻译，常年驻扎在美国。任务是携带幼童到美国学习，并刻制两枚蓝色关防大印，（晚清政府的临时机构均为蓝色关防），随后，由这两个班子拟定了一套详尽的出洋幼童管理办法。主要内容是：
1、通过考试选拔12至15岁的聪颖幼童到美国学习。考试内容是四书五经。
2、总共选拔120名幼童，分四年赴美，每年30名。时间是1872到1875年。
3、学习时间总计为15年，凡报名考试合格者，需与政府签定生死合同。
4、学生学成毕业后，不许逗留美国，必须回国服务。
5、学生的学习、生活费用，包括车船费，全由政府出资。
6、每个学生的留学费用，120名计费120万两银子，由海关税支付。
7、学生在美国学习期间，生死病故，各安天命，政府不赔偿。
留美幼童
当然，还有一套严格的学习管理办法，主要是强调在外国肄业，不能忘记朝廷恩典，逢初一、十五要面向东方遥拜大清皇帝，再拜孔圣先师，幼童人手一册《圣谕广训》。这个《圣谕广训》是什么书呢？他的全称是《御制圣谕广训》。清朝取代明朝后，几乎全盘继承了前朝推行教化的法令制度，朱元璋制定的24字圣谕，由顺治皇帝稍微该几个字，变成当今皇上的六谕，康熙皇帝亲政后，有感于“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遂将六谕扩充为更加具体的上谕十六条，
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减以惜材用， 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 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正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
可以看出，这16条是封建社会农耕文化的核心价值。其后，雍正上台后，又将十六条导绎其言，推衍其义，共得万言，题为《御制圣谕广训》，颁行天下，晚清科举考秀才，是必考内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政治思想读本。当然，也有其他五经四书等孔孟经典。由此可以看出，清政府对出洋幼童是极力灌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政治理念。
晚清第一次留学为什么选择美国？
为什么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留学没有去别的国家，而是到了美国？这里边有几个因素不可忽视。首先是倡议、组织、策划实施者容闳曾经留学美国，是晚清第一名耶鲁大学毕业生，并获得学士学位，1876年耶鲁大学又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所以,我国的教育史学家舒新城先生在他的《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中曾总结说：“无容闳，虽不能一定说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故欲述留学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
李鸿章
再一个因素就是1868年中美两国签定了《续增条约》，也称作《蒲安臣条约》。蒲安臣是一个美国人，哈佛大学毕业，1862年来中国任公使，1868年退休。他任职期间，积极推行美国政府的“合作政策”，取得了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的信任，所以他退休后，很快被总理衙门聘请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物大臣”，并派总理衙门满人志刚和汉人孙家谷为交涉大臣，出访了美、英、法、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等国。1868年7月蒲安臣在美国代表大清国与美国签定了《蒲安臣条约》，这个条约第7款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参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国可以互派留学生，并且要相互享受最惠国待遇。这个条约，曾国藩、李鸿章都很清楚，他们给朝廷的奏折上都引用了第7款。
当西方各国知道了大清国要派遣留学生时，英国、法国都表示欢迎到他们国家去，但清政府最终选择了美国，除了前边强调的几条因素，与美国人的积极争取分不开。早在1870年4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镂斐迪路过天津时，曾经拜访直隶总督李鸿章，镂斐迪就向李鸿章表示，美国热情欢迎大清国留学生，并表示，大清国留学生赴美国的车船费可优惠减半。再加上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对美国有好感，两次鸦片战争中美国始终没有直接参战，总是充当调停角色。更有容闳的推动，清政府终于选择了美国。
初次选拔幼童的艰难过程
按照幼童留洋章程的规定，120名幼童分四年派完，每年应该是30名，可是从1871年下半年开始，到1872年上半年，第一批迟迟招不够30名。而当时刚刚经历过明治维新的日本，1870年就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去了。肄业局驻地是在上海，曾国藩考虑到万事开头难，曾以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的身份，发函给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地方政府，又专门给当时上海的大资本家唐廷枢、徐润写信，这两人就是轮船招商局的负责人，要他们协助陈兰彬、容闳招收留洋幼童。
大家替当时的人们着想：不要说官僚权贵家庭，就是一般普通百姓家庭，一想到要自己十二三岁的小男孩，跨洋过海，不远万里，去到那蛮夷之邦，一去15年，还要给政府定下生死文书。除了少数了解西洋事务的商人、买办，一般家庭是不愿让孩子走这条路的。当时并没有电视、广播、报刊，人们传递信息都是亲朋好友口口相传，很少有人知道美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相反，一些恐怖的流言却散布开了。第二批幼童中有个叫李恩富写的回忆录中说：他家乡就谣传，说什么幼童到了蛮夷之邦，要扒掉人皮，披上狗皮，到处展览，为洋人赚钱。还说什么西洋有个“弗琅机”国，好蒸煮男女幼童吃，吃的时候，还要把皮剥下来，至于传教士对幼童挖眼剖心，制造洋药，更是骇人听闻。
眼看快要到了出洋的日期，才招了二十多名幼童，并且大多是唐廷枢、徐润动员广东香山县老家的子弟前来报名。容闳只得来到香港教会学校招生，青少年时期他曾经在香港教会学校读书。在香港，容闳又招了6名幼童，其中就有詹天佑。
詹天佑
当时，詹天佑才12岁，在广东海南县刚读完私塾，失学在家。詹天佑家有个邻居叫谭伯村的，在香港经商，他一看清政府招收幼童留洋的告示，马上想起了邻居詹兴洪的儿子詹天佑，小男孩非常聪明，谭伯村很喜欢他，每次从香港回去，总是给詹天佑带回去一些香港出版的画报、书刊等，谭伯村决定回去动员詹兴洪，让他儿子詹天佑前来报名。
詹兴洪祖籍是安徽州府婺源县人，早年祖上迁移到广东经营茶叶，生意做得很大，詹兴洪也是个读书人，只是生意到他手里，天灾加人祸，生意一落千丈，破产家败了，詹兴洪当时靠代人写信和刻图章谋生，所以詹天佑刚读完私塾，詹兴洪就无力供他读书了。恰在这时，谭伯村从香港专程回来，动员詹天佑报名留学西洋。詹兴洪夫妇还有两个女儿，就这一个男孩，一想到孩子一去15年，还要给政府签定生死文书，詹兴洪夫妇犹豫了，迟迟不答应。
谭伯村因为在香港经商，他知道美国是个先进的国家，小孩到美国留洋，回来就是洋翰林，眼看报名的日期就要过了，谭伯村夫妇商量，决定把自己7岁的四女儿谭菊珍许配给詹天佑，因为谭伯村比较有见识，家境比詹兴洪家境富有，只是他没有男孩，这样两家结为儿女亲家，谭兴洪夫妇才勉强答应让詹天佑报名。谭伯村与詹兴洪带着詹天佑匆匆来到香港，找到容闳，总算报上了名。詹兴洪拿着笔战战兢兢签定了生死合同。
当容闳带着从香港招来的詹天佑等6名幼童返回上海，交给陈兰彬、刘翰清等人，自己就匆匆忙忙提前赶往美国安排幼童入学事宜去了。而负责幼童留洋的主管，两江总督曾国藩于1871年4月在南京去世了，他临终专门交代，幼童留洋事务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管，可见，曾国藩晚年对幼童留洋的重视与期望。派遣幼童留美是曾国藩晚年政务中的一个最大亮点。
到美国后，容闳先来到新英格兰区麻萨诸塞州的斯波林菲尔市，华人都称它为春田市。这个城市随然很小，但教育事业发达，容闳在这里找到耶鲁大学毕业的校友帮忙，很快租借了一栋二层小旅馆，作为驻洋肄业局的办公之所，并决定幼童来时，以二三人为一组，寄居在肄业局附近的医生、教师、牧师家中，先过语言关，然后再入学。
这一切安排妥当后，容闳立即给上海发电报，陈兰彬很快带领幼童准备出发。幼童每人做了一身质地高雅的长袍马褂，一顶小缎帽，一双厚底鞋，一人做一个小木箱，装日常用品，又每人发一套崭新的《圣谕广训》和四书等，于1872年农历7月8日，公历是8月11日，由留洋委员陈兰彬、翻译曾兰生、中文教习容增祥等带领下，从上海吴淞口江岸上船出发。岸上，送行的亲人泪流满面，悲喜交加，挥手告别。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肄业局内部的矛盾
所谓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说白了，就是以基督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冲突，而肄业局内部官员之间的矛盾，其实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形成肄业局官员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念的矛盾与冲突。
首批30名幼童从上海吴淞口江岸出航，航船经日本驶向最大的港口横滨市，从横滨驶出太平洋，于9月12日到达美国的西海岸旧金山，当天就住进了九层楼高的“皇宫大饭店”， 9月15日，《纽约时报》刊发了题为《清国留学生抵达旧金山》的报道。
1872年的美国，只有三十七个州，人口四千多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来自欧洲的移民，二是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三是来自非洲的黑人，大清臣民当时仅有十几万华侨，主要是来自广东沿海前来靠修铁路和挖金矿谋生的华人。幼童们从旧金山乘上火车，翻越美国西部的落基山脉，穿越美国中部的大草原，中间倒换了几次火车，在纽约最后一次换车，终于来到了美国东北部的麻萨诸塞州的春田市，下了火车，自有容闳迎接到小旅馆住下。按照容闳的计划，美国不少家庭都愿意接纳大清幼童寄居其家，因为每位幼童一年的寄养费为400美圆，是笔可观的收入，再者大清国幼童是第一次来美国留学，当地人感到很新奇，所以都踊跃报名接纳中国幼童，第一次就报了一百多名家庭，容闳选择了十几户教师、医生、牧师等上流社会家庭，比如詹天佑、黄开甲、吴仰曾等寄居在康涅迪格州教育署长诺所布先生家里，幼童在美国的生活适应能力很强，半年时间，就陆续插班进入了美国的小学。
后来，第二批、第三批的招生就比较顺利了，已经有弟兄俩同时报名，比如有个叫梁普时、梁普照的弟兄俩，大的十三岁，小的才十一岁，并且第三批招够三十名后，出现了有人愿意自己出资，随同官派幼童出洋留学，大概共有7名自费生随同来到美国。1875年护送第四批幼童去美国的官员名叫区谔良，四十多岁，翰林出身，原来是四品衔工部主事，被清政府任命为第二任留洋委员。
因为陈兰彬1874年已经回国，汇报调查古巴、秘鲁华工受虐案，1875年8月被任命为清政府第一任驻美公使，兼日斯巴尼呀（西班牙）、秘鲁公使，容闳被任命为驻美副公使，兼日斯巴尼呀、秘鲁副公使，当时中美两国的交涉实际是靠容闳，所以清政府又赏加容闳二品顶戴，兼肄业局副委员。容闳接到任命，立即给当时的主管直隶总督李鸿章写了封信，大意说自己愿意在肄业局管理幼童学习，不愿意接受副公使一职，请收回副公使和二品顶戴。
这是牢骚话，也是容闳的真心话。因为容闳与陈兰彬到美国后，两人很快就发生矛盾。原因是幼童到美国上学后，时间不长就融入了美国的生活习俗中去，很多学生都脱去了长袍马褂，换上了美国流行的学生西装，把辫子盘在帽子里，甚至有剪掉辫子的，跟美国男孩进行棒球比赛，有的跟着美国家长上教堂、做礼拜，唱赞美诗，甚至跟着美国女学生跳交际舞。这一切，因容闳青年时长期在美国生活，并早已信仰基督，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往往替学生辩护。而陈兰彬却认为是大逆不道。清朝开国之初，朝廷曾定下：骑射者，开国之基也；服饰者，治国之经也。把长袍马褂上升为承认不承认清朝统治权的政治高度，而剃发留辫更是忠于清王朝的象征。
陈兰彬决不容忍幼童穿西装，发现都严厉惩罚，容闳则予以宽容保护，造成两个人矛盾越来越深，关系越来越紧张。副公使虽然赏加二品顶戴，仍然在陈兰彬的手下工作，这是容闳所不愿意的。李鸿章知道，不管是肄业局，还是公使馆，都离不开容闳，所以，他给容闳回信做工作，副公使不能推辞，肄业局也得兼管，公使馆有事，前往华盛顿处理，公使馆无事，就住肄业局，两头兼顾。好在区谔良率领着妻妾幼子一大家子，无心多管肄业局事务，啥事都由容闳处理，自己乐得清闲。
这一时期，李鸿章比较信任容闳，也是肄业局发展的最好时期，容闳个人也好事不断，于1875年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医学世家凯洛姑娘为妻，第二年又喜得贵子。
美国总编格兰特
1876年8月，美国为庆祝建国100周年，在费城举办世界贸易博览会。当容闳得知世界许多科技新发明在博览会上展出，积极与美国有关部门联系，让100多名中国幼童参观博览会，并带去了幼童的书画作品，做为康涅迪格州的教育成果在博览会上展出。当时大清国在博览会上也设立了展馆，负责人是一个叫李圭的商人。李圭在他的《环游地球新录》一书中详细记载了百名幼童参观博览会的情景，对幼童在美国勤奋求学，见识新颖，给予很高评价。李圭还与100多名幼童在博览会上受到当时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的接见，在美国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
耶鲁大学鉴于容闳在中美教育、文化交流中所做的重大贡献，于1876年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同年，容闳向耶鲁大学捐赠1227卷中国图书，用四个大木箱托运，现在，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目录中，还能查到一百多年前，容闳亲笔书写的部分英译书目。容闳为使留学教育事业长久发展下去，向李鸿章建议，在哈特福城购买土地，建立大清国出洋肄业局大楼，得到李鸿章的支持，经费顺利拨下来，容闳亲自设计的四层肄业局大楼破土动工。肄业局新建的四层大楼于1877年3月竣工，120名幼童很快迁入新址。
留美幼童为什么提前撤局遣送回国？
1879年，区谔良任职满三年，回国述职去了，肄业局委员人选空出来了，但清政府仍然不让容闳担任肄业局委员，而是任命了原中文教习容增祥升任肄业局委员，当时教习一年的俸禄为160两银子，任肄业局委员后，年俸为460两银子，容增祥当然是高兴得很，可是没过几个月，容增祥丁父忧回国了。因为事发突然，清政府只得让容闳以副委员身份暂摄局务。
这期间，陈兰彬于1878年率领着庞大的公使馆队伍，来到了美国，清政府正式开始在美国建立公使馆办公。公使馆肩负着一项主要使命就是与美国政府交涉华工在美国受虐案，当时美国自上而下掀起了一股排华恶浪，这场艰难的交涉，自然离不开容闳，肄业局委员一职，清政府接受了陈兰彬的建议，任命随同陈兰彬赴美的日斯巴尼呀参赞吴嘉善为肄业局委员。
就在这一年，詹天佑、欧阳庚、蔡绍基等以优异成绩考入耶鲁大学，詹天佑当时是在孟松高中毕业，考试成绩是467分，排全校第二名，满分是480分。詹天佑学的专业是铁路土木工程，欧阳庚是机械专业，学制均为三年，蔡绍基学的是法律，学制四年。
这位吴嘉善也是一位奇人，任命肄业局委员时已经是60岁了，也是翰林出身，著有《白芙堂算学丛书》等算学专著，是晚清二三流的数学家。大概他是翰林中第一位自学外语的人，口不能说，而能笔译，所以时人都称他颇懂洋务，这位饱读圣贤诗书的翰林一上任，看到幼童回肄业局见长官行竟然西洋礼鞠躬而不下跪，还都穿洋服西装，并且有幼童剪掉了脑后的辫子。顽固守旧的翰林吴嘉善立即并开始了他的严厉整顿措施，一反容闳的的管理办法，他起草的“十不准”英文整公告，现在已被研究留美幼童的专家高宗鲁先生发现收藏，上边还有他当年的英文签名。
吴嘉善还发现了不少幼童信仰基督教，并且相当普遍，幼童们还在春田市秘密成立了“中华基督教归主团”，这引起了吴嘉善深深的不安，他一边严厉整顿、一边把肄业局幼童所谓的种种不良行为，夸大其词给总理衙门、直隶总督写信反映，并且提出将一部分信教洋化的幼童提前撤回国内。容闳对吴嘉善这种所谓的整顿很不满意，他也给李鸿章写信，如实反映幼童在美国的学习生活状况，李鸿章分析后，给陈兰彬发函，指示说，不准将幼童提前撤回国，并命令陈兰彬调和容闳与吴嘉善之间的矛盾，和衷共济，管好肄业局，此时的李鸿章，明显偏袒容闳。
陈兰彬、吴嘉善这些洋务官员，置身于西方的文化、生活习俗当中，与他们自幼接受的东方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突，他们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抵制。不但是陈兰彬、吴嘉善，包括回国的前两任留洋委员区谔良、容增祥，他俩在美国与容闳的关系还算融洽，可容增祥回国拜谒李鸿章时却反映说：“学徒抛荒中学，系属实情。”区谔良回国后则通过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恭亲王奕忻反映肄业局流弊多端，区谔良还直接给李鸿章发函，述说肄业局管理松弛，幼童西化，而陈兰彬则尽量夸大幼童的种种越轨行为，开脱自己，把责任推向容闳。
要命的是在这时候，顽固派开始了对洋务派新一轮的攻击，国内一个监察御史李士彬1880年12月份，（光绪六年）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就是这道奏折，导致了出洋肄业局命运的夭折，留美幼童全数提前撤回国了。李士彬当时的头衔是江南道监察御史，级别是五品。清代在朝廷设立都察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监察局和检察院，设置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监察御史。并把全国分为十五道，作为监察对象。李士彬的奏折一上，慈禧太后立即命令恭亲王、李鸿章严查出洋肄业局与福州船政局弊端。
恭亲王为了自保，立即命令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驻美公使陈兰彬调查出洋肄业局种种弊端。这个命令到达美国后，陈兰彬与吴嘉善一面把肄业局的种种责任推给容闳，一面提出整顿措施。吴嘉善一开始提出了半撤半留的计划，具体是将升入大学的六十多名幼童交给公使馆管理，其余的一半在中学读书的幼童撤回国内，陈兰彬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升入大学的幼童西化的更厉害，越加不好管理，他生怕承担幼童西化的责任，所以他于1881年3月给朝廷上了道奏折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惟裁撤人多，又虑有不愿回华者，中途逃脱，别生枝节。”
马克吐温
当容闳得知这些情况后，作了最大的努力，欲想保全肄业局，一是容闳与好友马克吐温一起说动原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给直隶总督李鸿章写信，挽留肄业局，二是容闳与美国康涅迪各州教育署长诺所布先生，联络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等著名校长、教授给总理衙门发信函，反映幼童在美国大学，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秀，等待幼童全部大学毕业再撤局，现在撤局，中国损失太大。当时的《纽约时报》也发表了社论，劝说清政府不要撤局。这一切，对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政要来说，那真是铁钉子煮豆子，油盐不进。经慈禧太后批准，清政府终于于1881年8月开始，分三批将留美幼童全数撤回，除去病故的三名幼童，还有因剪辫、信教、违纪或生病提前遣送回国的，还有几名逃脱未回来的，当时一共撤回94名幼童，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两人取得了耶鲁大学文凭，其他有大学三年级的、二年级的，也有刚考上大学的，总计60多名，另外30多名正在读中学。
至此，我国第一次官派留学生，就以这样的悲剧落幕了。而当时日本的留学生却照样坚持在美国留学。
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120名留美幼童，除去在美国病逝三人，另外因生病，或者违反纪律被提前遣送回国的，1881年提前撤局时，共有94名幼童，分三批陆续回国。因为他们是“洋化”的洋鬼子而被朝廷遣送回国的，所以，一开始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后来由李鸿章做主，将幼童大致分分三拨分派下去。一是头批幼童21名送往天津电报局，学习电报技术，二是二、三批内23名被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三是其余50名分拨天津水师学堂学习当差。从这个分配名单可以看出，留洋幼童回国后大都投身于洋务事业中去了。
从幼童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出，留美幼童是在国人的嘲笑、奚落鄙视，本土文化的敌意与排斥中成长起来的。有人统计过，在起初的困境中，共有43幼童参加过海军，经历了两次对外海战。詹天佑等7名幼童直接参加了1884年的中法马尾海战，其中薛福有等4名幼童为国捐躯。陈金揆等11名幼童直接参加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其中陈金揆等三名幼童壮烈牺牲。也是因为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给日本小国，国际局势逼着清政府重视洋务事业和改革维新，留美幼童的命运开始改变。随着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留美幼童在中国邮电、铁路、矿业、教育、外交等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
周万鹏
据统计，从事过电报业的幼童共计20名，可以说留美幼童是我国电报事业的创始者与奠基者，有三名幼童担任过上海、天津等地的电报局长。
一批生周万鹏，宣统三年曾任全国电报局局长。
吴仰曾
从事过矿冶工作的幼童8名，大部分任矿山工程师，著名的有一批生吴仰曾，赴美时才11岁，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学院，快毕业时，突奉命回国。李鸿章安排他又到英国深造，回国后任开平煤总工程师、副局长。
京张铁路通车庆典南口茶会盛况
服务于铁路事业的幼童共计13人。最著名的当数詹天佑。投身铁路31年，修建京张铁路使詹天佑一举成名。因为京张铁路是我国自主设计，自己修建，自我主权，自己管理的第一条铁路，意义重大。且京张铁路修建之艰难，在铁路史上也是罕见的，英美等国家铁路工程师一直不相信清国人自己能建成京张铁路，直到京张铁路通车仪式上，赢得外国工程师交口称赞，国内更是一片欢呼声。京张铁路与詹天佑的名字一起载入了我国铁路史册。现在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故事，已经出现在海峡两岸的小学课本中。
梁诚
担任外交官的幼童共计21人，著名的有唐绍仪、梁诚等。梁诚在晚清末年担任驻美国公使时做出了一件留名青史的壮举，就是向美国讨回1901年《辛丑条约》赔款中多向美国赔付的２７９２万美元。并顶住当时威风八面、权倾一时枭雄袁世凯的压力，力住将追回的赔款用于办教育，随后，英、法、意、比、荷等国陆续退回了多支付的赔款。清政府采纳了梁诚的意见，用美国退款开办了留美游学处，通过考试在全国选拔青年学子留学美国，庚款生中有鼎鼎大名的胡适，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游美学务处后来扩建为清华学堂，民国建立后，扩建为清华大学，而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就是第三批留美幼童唐国安。
唐绍仪
留美幼童中以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为代表的从政人物，多在晚清与民国初年的政坛上叱咤风云，如邮传部大臣梁如浩、外交总长梁敦彦、海军元帅蔡廷干等。
梁如浩
梁敦彦留美留影
考察留美幼童回国以后所作的贡献，可以说，留美幼童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拓荒者，就教育学的角度来讲，留美幼童的成才率充分说明，一个人青少年时期受到良好教育，对人生的成长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留美幼童开拓中美两国友谊源远流长
从近现代史来看，中美两国友好合作远远长于矛盾冲突时期，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涉及到中国诸多核心利益，例如台湾问题，朝鲜半岛核危机和中日关系等等。毛泽东、周恩来1972年迎来尼可松总统的中美关系破冰之旅，很快，经毛泽东批准，选派了4名幼童到美国学习语言翻译，其中有章启月、洪晃等。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首次选派留学生，据幼童留美整整一百年。
洪晃
章启月
邓小平、江泽民等政治领袖都对中美关系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经邓小平批准的首次公派留学生51名，首选仍是美国。而要追溯中国留学美国的源头，自然应从容闳与幼童留美说起。
胡锦涛主席2006年4月访问美国时，给耶鲁大学师生作精彩演讲中专门讲道：“156年前，一位名叫容闳的中国青年走进了耶鲁大学校园，4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士学位，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此后，一批又一批中国青年来到耶鲁大学求学。近20年来，耶鲁大学吸引了4000多名中国留学人员。”胡主席并邀请100名耶鲁大学师生今年夏天访问中国。而耶鲁大学则赠送给胡锦涛主席的两件礼品：一是容闳当年在耶鲁大学求学时的半身画像，二是1876年容闳赠送给耶鲁大学图书馆的1227卷中文典籍其中的一本《康熙字典》。由此可见，过了一百多年，容闳仍然在充当着中美两国政治文化友好往来的桥梁与媒介。
至于说到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举一个例子吧，就说詹天佑12岁来到美国，容闳把他安排在诺索布夫人家里。诺索布夫人那一年是42岁，在“海宾男生学校”教数学，她的丈夫诺索布先生在这个学校当校长。有一个7岁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詹天佑在诺索布夫人家里生活了9年，直到1881年詹天佑回国，这多年中诺索布夫人给了詹天佑等中国幼童以慈母般的恩爱。诺索布夫人是詹天佑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人，詹天佑上中学时，诺索布夫人一直是詹天佑的数学老师，因詹天佑数学很好，所以诺索布夫人力主詹天佑报考耶鲁大学，学习土木建筑工程。詹天佑回国后一直与诺索布夫人全家保持着书信联系。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落成后，名扬天下，他没有忘记指导他人生的诺索布夫人，他把京张铁路修建的桥梁、车站、包括落成典礼共计183幅照片，寄给了诺索布夫人作为纪念。值得一提的是，时光过了六十多年后，有一位台籍华人高宗鲁。他来到当年留美幼童的居住地康涅迪格州教书，1972年，鉴于中美关系解冻，写了一篇纪念留美幼童一百周年的文章，在《纽海芬记事报》上发表，很快一位名叫华娜的美国老太太给高宗鲁联系，到了华娜老太太家，老太太拿出上下两本精美的象册，象册里有长城下飞驰的火车，车站、桥梁，还有中文题字，老太太全家都不认识，只知道象册是祖上流传下来的，想请高先生鉴定一下。高宗鲁仔细看完了象册，激动万分，原来象册就是当年詹天佑寄给诺索布夫人的京张铁路竣工象册。高先生给华娜全家讲了她的祖父就是詹天佑小学的校长，而祖母诺索布夫人则是詹天佑的数学老师，她的父亲是詹天佑的总角之交，就是儿时的好朋友，华娜老太太全家听得津津有味，异常兴奋。
京张铁路验道专车
高宗鲁立即给台湾中华铁路工程师学会名誉会长凌鸿勋先生飞电联系。凌鸿勋当时已经80多岁了，是詹天佑的学生，也是研究詹天佑的著名铁路专家，著有《詹天佑家谱》等著作。当即回电指示高宗鲁不计代价，购回这批国宝级珍贵京张铁路竣工照片。后来，在高宗鲁的努力下，这批照片运回台湾，凌鸿勋先生复制放大，于1974年在台北举办了“京张铁路照片展览”，当时的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两度参观展览。这段故事，也成为了高宗鲁先生成为研究容闳与留美幼童专家的契机，如今，高宗鲁的《留美幼童书信集》等多部著作已在大陆出版。成为大陆研究容闳与留美幼童的重要参考书。华东师大石霓女博士的论文，就是请高宗鲁为其作序，而中央电视2004年到美国拍摄五集《幼童》记录片，则请高宗鲁担任顾问。而其他留美幼童的后代与当年幼童寄居的家庭、家族友好往来长达百年之久，不在一一介绍。
重温这段历史，对我们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留学运动、中美关系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示，这是容闳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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